行千里致广大之古往今来（上）

日期： 2019-09-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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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行千里致广大之上古开端

    重庆本乃取意为“双重喜庆”，何年何月何日，有人拆解“重庆”二字，得曰“行千里，致广大”。吾初一识见，不禁拍案叫绝矣，仍为“双重喜庆”也！行千里致广大，不正是重庆自古以来影响力辐射力吸引力之写照吗？不正是重庆交通发展与经济社会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之缩影吗？
    古时，行千里致广大靠水路，重庆为水陆枢纽要津，乃长江与嘉陵江汇合之处，古称江州是也。距今4000多年前，大禹治水，披山开九道，导九江，两江即入其路网水网。
    面临大洪水，大禹继任其父鲧，不是单纯防堵，而是以艰苦卓绝之坚韧精神，率领人民综合治理江河、山脉、道路、国土及其物产等，十三年奋战，三过家门不入，最终“随山刊木，奠高山大川”（尚书），披九山，通九道，导九江，平复了洪水，人民乐业安居，大禹成为吾族夏朝第一位立国君王，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时代。
    大禹慧眼识江州，在重庆留下治理山水之众多足迹，涂山，呼归石，弹（诞）子石等。《尚书禹贡》记载“华阳黑水惟梁州”，九州之一的梁州囊括今四川重庆全境，黑水为今四川与云南交界处之金沙江即长江。禹贡又称“岷嶓既艺，沱潜既道”，“沱”即今沱江，从泸州入江。东西汉水，往东从荆州入江，往西即为“潜”即今嘉陵江，从梁州入江，入江即汇入长江也。从那时起，嘉陵江从秦岭南麓南下汇入长江，巴国可溯嘉陵江（潜）转汉水（沔）渭水达于黄河，即“浮于潜、逾于沔、入于渭、乱于河”（尚书）的水陆联运干线，连接了长江黄河两大水系，把位于西南之江州与中原王朝联系起来了。简而言之，从上古之时，古江州已纳入大禹王治理九州山水道路之网络中，此乃行千里致广大之上古开端也。

二、行千里致广大之古时枢纽

    自古以来，重庆主要靠水道致遥远，陆路亦随年月缓慢辟之，四通八达亦可致千里之遥，遂利于形成行千里致广大之战略枢纽之地。
    远在殷商时期，曾建都于江州之巴国，据以水路之便，善于造舟操舟之巴族各部族，获得周武王之青睐，担当起伐纣灭商的精锐前锋。此后，武王封姬姓于巴子国，把巴国确立为威震南土之族的战略后方。巴国发祥活动于嘉陵江流域，巴族得以参加周灭殷商之战，应该得益于夏朝及大禹治理山水所形成的水陆运输干线。从殷商至秦灭巴国，长达1500年之久，在这期间，以江州为国都之巴国首次成行千里致广大之战略枢纽之地。
    秦以纵横之术扫灭六国，也是赏识巴国运输枢纽地位的。秦惠文王时，司马错与张仪曾有一场著名的辩争，主题为伐蜀伐韩谁者有利。司马错力主伐蜀，巴蜀国富民强是其原因之一，而以巴蜀为战略后方伐楚，更有便利的水路运输条件。秦王听取了司马错之方略，命秦之大将司马错伐蜀灭巴，后又“率巴蜀众十万，大船舶万艘，米六百万斛，浮江伐楚”。秦国统一天下，巴国以行千里致广大之利再次成为战略枢纽之地。
    在古代史上，还有两次重庆行千里致广大之战略机会。一是东汉末魏蜀吴三分天下之时。刘备起兵自以汉家之正统欲复汉室。因其力不可逮，听从了诸葛亮三足鼎立之战略布局，毅然进军巴蜀，据巴蜀之险要山河，建立了蜀国。其江州以东之巴地，依仗长江嘉陵江流域运势之利，则是攻击抵御魏吴之战略枢纽之地。二是宋抗蒙军入侵之时。重庆合川位于嘉陵江涪江渠江之汇合处，军民坚守钓鱼城，成为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战略枢纽之地。
    大凡战略枢纽之地，必是交通之枢纽。2000多年前至近代开埠前，重庆交通行千里致广大，以水路为主，但逐步亦有了至湖北、至贵州、至四川、至陕西等东南西北古大道，可行千里之远。当然，古人筑道非今日修路也，正如李白《蜀道难》诗曰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方钩连”。自汉代始，《史记》所载，“发巴蜀卒治道”，“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”，“凿通山道数千里”。而三峡栈道的开凿，亦历经上百年，既修筑有东西方向的长江三峡栈道，又修筑有南北方向的大宁河栈道，形成了通往湖北陕南的古大道。后有了向南之川黔古道，向西之成渝古道，重庆即有了往东南西北而行千里的水陆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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